13.17.奴隶贸易比鸦片贸易仁慈多了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明确地指出：“‘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读懂中国的理论基点<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新读》王易 单文鹏著P20）

 
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重约133磅。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每箱鸦片抽税3美元左右。
 
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
 
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7000箱，1824年达12639箱。在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当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于1820年开办鸦片工厂。他们在恒河河岸的工厂占地40英亩，到处堆满了产品。建厂于此，是为了便于向下游的加尔各答运输，一次可以运走数百罐之多。在20年里，高查尔是中国鸦片战争的肇事者，也是造成那里数百万人民鸦片成瘾、生存难以维系的罪魁祸首。吉卜林1888年来访时说：“其实这里就是鸦片造币厂，印度政府通过发行这种昂贵的‘蛋糕’补充国库。”（《浮世恒河：印度圣河边的罪恶与救赎》[美]乔治.布莱克 P69）
 
1834年，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那一年失去了经营中国茶叶的特权，而且必须完全停止一切商务。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构改组为纯粹的政府机构，对华贸易就向英国私人企业敞开了大门。这些企业较之于东印度公司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干得非常起劲，尽管天朝政府拼命抑制，1837年还是把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进了中国”。就这样，在东印度公司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先后保护下，鸦片贸易以触目惊心的速度震惊着整个世界。马克思曾义愤填膺地说：“这种贸易，无论就可以说是构成其轴心的那些悲惨冲突而言，还是就其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历史记录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3页）”
 
正如马克思指出:“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违禁的鸦片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而实际上，英国政府不仅极力垄断对华的鸦片贸易，甚至不惜以各种手段扩大自己贸易收益，满足自己对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种植罂粟，把罂粟交到指定地点，按照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提炼和调制鸦片，把鸦片打成便于运输的货包，最后运往加尔各答，由政府拍卖，国家官史把鸦片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到走私商人手里，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暗中却保持自己对毒品生产的垄断……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8页）”
 
就连英国人自己都曾这样论述道：“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护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2页）”
 
“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以上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销毁走私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6页）”
 
这次禁烟运动，点燃了英国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进而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发生了起义；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俄国顺利地由北方进犯；鸦片贸易在南方达到巨大的规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6~807页）”
 
为了满足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加紧对海外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强占和掠夺，1856年至1860年，英国联合法国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让这个曾经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文明璀璨著称的东方大国，进一步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走向日暮途穷的崩溃边缘。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俄国；两年之后，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将《瑷珲条约》中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领土由中俄共管之地彻底成为俄国领土。
  

主导者则是犹太

谁是敌人很关键：是谁在向中国输入鸦片？究竟是哪些商人在做鸦片生意？犹太在对鸦片贸易中扮演什么角色？
 
这些洋人是要为他们的愚蠢付出血的代价的。
 
鸦片战争的背后，其主导者则是犹太。
 
“贩卖鸦片的犹太家族主要有：沙逊(Sassoon)、嘉道理(Kadoorie)、哈同(Hardoon)、亚伯拉罕(Abraham)、所罗门(Solomon)、埃兹拉(Ezra)、托依格(Toeg)、海亦姆(Hayim)、索福(Sopher)等家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塞发迪犹太人的三大家族——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埃兹拉家族[老何读史杂记]。自1840年以来，犹太鸦片生意逐渐由沙逊家族主导，也由此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贩毒集团。至今上海外滩的很多建筑是犹太‘辉煌’成就的见证。”
 
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享受历史与文化的熏陶，血脉就注定了体系的传承，这是一个维系民族存在的根系——这曾经演绎了多么醉人的舞蹈，同样也指示着新的使命。
 
这种历史与文化的熏染，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不是吗？
 
反对虚无主义、反对殖民化统治，是人族、文明的天命与大道；显然，在此领域，我们并不孤单，一切觉悟、觉醒的人族均会奋起反抗。
 
幽灵，是一切虚无主义的特征。
 
现在，整个西方笼罩在一种失望和失落的情绪中：相由心生，看洋人的长相就知道，其名声与长相相差无几；生命虽然活着，灵魂与精神却早已经死了——超度，就是等待中国文化帮助其摆脱那个空壳的躯体，从凡胎俗身中解脱与救赎。
 
守正用奇，前提是得先守得住正：在坚持高度道德自律、人格独立、遵守大道、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坚持专业与专注才有意义。
 
全球化，国家利益也全球化，决定了军事手段也必须全球化，不能再以传统的地缘政治来看待国家主权与安全：敌人在哪里、威胁在哪里，国家主权与利益在哪里，国家的武力与权力就必须表现在哪里。——这是国家主权必然天然拥有的权力之意志。
 
我一直在想，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是怎么在睡梦中莫名其妙地死亡的？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伯驾的对华政策完全是从传教士的利益出发，要求异教徒的天朝帝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极端支持英国在远东的炮舰政策。对他来说，清王朝最好能四分五裂，以便在其废墟之上建立一个“上帝王国”。
 
这位传教士外交家不仅按照英国人的做法在炮舰上向诚惶诚恐的清人提出无理要求——即使这是一条无用的炮舰，他还认真严肃地向华盛顿建议占领台湾，并与英法结成非正式联盟以向华发动联合战争。（《史学与红学》唐德刚著 P94）
 
1856年皮尔斯（Pierce）政府结束以前，美国人不知道在中国该如何行事。美国政府就简简单单地让驻华的外交官随着自己见机行事。（《史学与红学》唐德刚著 P93）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无论是好是坏，美国都很少与中国进行直接交往，而更多地是与其他列强进行有关中国的交涉。（《史学与红学》唐德刚著 P90）
 
显然，群起而攻之的恶狼还有很多。
 
现在，中国的成功似乎加剧了洋人的挫折感、沮丧感；那个生性安静、帅气的龙的传人身板挺直了，不是吗？已经等待得太久了。
 
从实力方面考虑，中国则渐渐恢复了曾经的那种感觉：龙的传人天生就有权统治这个星球。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则成为实践这种感觉的工具、舞台；对西方世界的一切，从底层逻辑进行降维打击，将这些凌乱的碎片重新组合。
 
以围棋、太极、八卦、易经、道德经的数学模式、思维模式、矩阵思维、智慧、思想去创造性地建立适应未来战争的军事理论体系及方法论，则是必须的。
 
道德目标：基于天道、地道、人道，基于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基于尊严、尊重、权威、大写的人生、主人、主人的道德；以是建立道德制高点。
 
军事思想、理论：其核心思想、底层逻辑、发展理论、扩展体系、系统状态感知、反馈、查缺补漏、自动控制、自我学习、自我完善机制与体制，则是军事思想之原则与指导思想。
 
最具快意的莫过于对西方劣等种族进行某种形式的反向奴隶贸易与鸦片贸易，这是全球的殖民地人族乐于看到的。作为精神鸦片的宗教虚无主义显然还不够味。
  

恶搞中国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者声称尊重证据和逻辑，实质上却是在恶搞中国历史。
 
“其实鸦片战争砸开国门之后，中国茶业一时之间竟然被大奖砸中了，欧美列强垂涎茶叶贸易的高利润，纷纷在几个开放口岸设立据点，大量收购中国茶叶，茶叶出口量几乎年年破记录。”（《透过钱眼看中国历史》波音著 P205）
 
好像不胜荣幸，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不感恩戴德都太不厚道了似的。
 
“做人难，做中国农民更难。”这SB好像做过了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农民似的。
 
当然，被恶搞的远不止这些。
 
“史书上的这段记载，都是郑和及其属下的一家之言，那时候没有律师制度和取证制度，陈祖义到底是不是罪孽深重，完全没有其他的旁证。不过，有几个疑点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
 
“真相很可能是，陈祖义是一股海外华商势力的头领。”
（《透过钱眼看中国历史》波音著 P136）
 
这孙子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他的智商还能和郑和有得一比似的。
 
每每回顾历史，总让人血脉偾张，不是吗？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两国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过，美国殖民者倒是消费了大量的中国茶叶。这仿佛是与鸦片贸易相反，这种中国商品经过东印度公司进口到美国殖民地。这种无害商品的过多供应最终导致了在波士顿的一场武装起义。尽管美国的独立战争从未被称为“茶叶战争”，但正像英国的鸦片在中国所引起的后果一样，由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茶叶导致了武装起义，并由此产生了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
 
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不久，也许更多的是出于感情因素而不是商业原因，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向中国派出了第一艘船“中国皇后号”。美国驻华的第一位商人领事萧三畏（Samuel Shaw）随船来到广东，并载回了第一批未经英国中间人之手的茶叶及其它商品。（《史学与红学》唐德刚著 P90）
 
“在狩猎中，吸引我的并不是杀戮本身，而是与野生奇迹相遇的短暂且不可复制的瞬间。”
 
中国的诸多精英人士总是幻想西方如何优越、如何自由民主。实际情况是，所谓“新闻自由”更多是操纵的自由。
 
“比如嫦娥二号升天的新闻是封锁的；法国人也不知中国的高速火车比法国快；不知中国有退休制度(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国妇女与男人同工同酬(法国妇女工资比男人少30%)。不知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炼铁、造汽车(多数民众认定，中国人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不知朝鲜战争美国人是打不过才谈判的；不知从制瓷、造纸到印刷均传自中国；不知鸦片战争原因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毒；不知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边芹）
 
同样，洋人与洋奴攻击中国体制缺乏民主性的另外一层意思是缺乏可操控性：对洋人来说就是存在不确定性，会影响洋人在中国的利益；跟法律、道德、秩序、规则无关。
  

同样的掠夺和屠杀

1828年，杰克逊当选美国总统，1830年他在美国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案》，由军队押解，密西西比河以东各州的印第安人将被赶到河西。被押解的14000名切罗基部族人中，有4000人死在路上。这只是“西进运动”中的案例之一，在这百年“血泪之路”中，全美不下百万印第安人遭屠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种族清洗”。印第安人称这条路为“死亡之路”。
 
1848年，原属于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州被美国吞并，在随后的美式淘金热中，加州印第安人几乎被杀尽。
 
此时，美国的先父，被赶出美洲的大英帝国，已经赶到东半球与中国打赢了鸦片战争，并即将开始同样的掠夺和屠杀，只不过它的军队人数太少，而中国又有着相对印第人较为先进的文化和军事系统。
 
《C形包围II Q形绞索——21世纪美国征服世界路线图及对华战略围堵新态势》戴旭 著 P73）
  

从地理的视角看

西域，伟大帝国的西部。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但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中国地缘政治论》张文木著 P168）
 
从地理的视角看，西藏是中国的战略制高点，新疆是中国的另一个心脏，波斯湾是石油输出的重要基地，印度洋是中国海上的生命线，也是海洋强国的心脏；中国则需要从陆上打通到波斯湾的通道，从亚洲大陆南下以强化对印度洋的控制。
 
印度，一直是西方入侵中国的跳板、踏板、垫脚石与前哨基地，也是中国对抗威胁前出印度洋的唯一退路；鸦片战争、抗日战争都说明了这点。
 
中国的经济重镇在东南沿海，在这个方向中国则没有战略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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